非常高兴和林毅夫教授一起讨论中国经济的前景和经济政策。回想起来，十年前我曾应北大《经济学》季刊的邀请，与韦森、张军、张曙光各自写过点评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章。十年过去了，新结构经济学有了哪些进展，我自己也非常关注和感兴趣。

非常遗憾，《中国经济的前景》和《论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两本书我收到的时间很短，读得不细，所以在这里先分享一些简单的感想。

新结构经济学将禀赋结构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我记得《经济学》季刊曾经发表过罗德里克、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论。罗德里克对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所做的评论是什么？他说，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比如制度、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等方面，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把两套思想结合起来，就能产生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

我认为罗德里克说得很准确。

在我看来，新结构经济学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一个是禀赋结构，另一个是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也就是力图把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的精髓，与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思想，二者结合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努力方向。

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我认为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以前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谈产业，只谈资本，人均资本或者是资本的装备程度，其中没有产业之分。新结构经济学考虑产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考虑到结构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而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要建立在给定时点上、特定要素禀赋状态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要点。在没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市场结构将会给出必要的信号引导先驱/先导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来重新配置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但是，由于存在市场扭曲，国家应该介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纠正这种扭曲，使企业得以实现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产业升级。这些话是林毅夫教授十年前说的，我觉得这样一个命题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验，我大体认同林教授的这些观点。

同时我还想补充一点，根据我们最近这十年的经验，即便没有市场扭曲，市场选择也可能不是最佳选择。这一点也很重要。特别是我们这些在西方受到所谓正统经济学教育的人，应该对这点有充分的认识。经过这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我觉得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而明确的认识。市场必须有，市场应该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起决定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并不是一切，国家必须发挥它的作用。

当然，政府必须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无效政府、昏庸政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把市场捣乱了，政府干预越深，市场运作被破坏越严重，根本谈不上纠正无效市场的问题。在中国，我们的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应该继续发挥必要的作用，但也要坚决避免乱作为。

比较优势要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前提

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了国际分工的好处，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具体生产什么劳动密集型产品，怎么生产，生产多少。这些生产角色一般只能由市场决定。

上面说的是产品。但是，就产业发展而言，情况要复杂很多。比如斯蒂格利茨讲过，国家无需受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决定发展方式。如果韩国让市场自行运动，就不会走上成功发展之路。静态的生产效率要求韩国生产大米，如果韩国真这样做的话，今天可能是最高效的大米生产国之一，但仍然会是一个穷国。这是斯蒂格利茨的观点。

追溯历史，1791年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就提出，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想把这些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同一产业在一国是新生产业，在另一国是成熟产业。比如棉纺织业在美国是新生产业，在英国是成熟产业，希望两者在质量和价格相同的条件下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所以汉密尔顿主张必要的贸易保护。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789~1846）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他认为美国和英国实行的是“踢掉梯子”的政策，不让后来者追赶，尤其是登顶，因而通过关税等措施，保护自身那些将来有机会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最终自己成功登顶，而不是被对手捷足先登。所以他认为仅靠市场决定是不行的，国家应该推行必要的保护措施。

不仅如此，李斯特还认为伴随分工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sense of national unity），而这是我们现在都不谈的事情，他当时是谈的，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之间的合作。可见李斯特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出发，来考虑产业体系建设和国际分工的。他同亚当·斯密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是个全球主义者，认为对英国好的就一定对世界好。然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在现实世界中是不能成立的。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力参与国际分工是不够的，参与国际分工应该与建立相对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

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发展能力、发展潜力，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你依然能够登顶。比如，没有钢铁机械制造和某些高科技产业，一个大国就可能永远失去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机会。韩国在早期确实重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甚至生产假发作为其非常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但是它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发展重工业。当时韩国为什么要这么做？韩国的经济学家说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所以，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因素在做经济决策的时候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一个重点是，在发展产业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国家安全。因为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讲，能源、粮食、国防这些方面是必须要建立的，这跟比较优势无关，而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做的。我想强调的是，把比较利益（优势）和一个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所需要保护其特定产业的发展的必要性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市场竞争和政府的必要干预结合起来，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大国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这种方向我是完全赞成的。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进展

十年过去了，新结构经济学有些什么发展、什么进步呢？在我看来，最明显的一点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高校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机构，出现了一批相当数量的、有影响力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者，后继有人。

同时，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在学术思想上也在取得进展。举例来说，从收入《论中国经济发展》这本书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新结构经济学对禀赋结构的升级进行了更为仔细的分类和讨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禀赋结构是其分析的出发点，也是产业分析的基础。

新结构经济学将禀赋结构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要素禀赋结构，第二类是制度禀赋结构，第三类是自然禀赋结构。为了更好地制定与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将产业分成五大类，这是我过去没看到过的，包括追赶型、领先型、转型型、弯道超车型，战略型，并针对这五类产业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产业扶持政策。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我相信新结构经济学的拥趸在未来必将使新结构经济学的内容更加丰富，逻辑更加严密，实用性更强。

方法论仍需完善

那么我对新结构经济学有没有批评意见？有的，学界对新结构经济学提出过不少批评与建议，我现在主要想谈谈方法论方面的。

我认为，一种强有力的理论，必须能够对经济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对历史的解释可以看作是向后的预测，对未来的预测可以认为是向前的解释。而所谓“解释”，就是把特殊具体的现象纳入事前已经确立的一个或几个普遍命题之中。新结构经济学同其他经济学理论一样，首先要对经验进行归纳，提出最基本的命题。为了能够进行富有创新性的归纳，新结构经济学还须建立相应的概念体系。

爱因斯坦在谈到物理学理论时指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由三者所构成：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有效的基本原理（包括基本假设、基本公式、基本定律等），再加上用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必须同我们各个单独经验相符合，在任何理论著作中，推导出这些结论的逻辑演绎几乎占了绝大部分篇幅。马克思也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是一种形式化的逻辑演绎方法。

我并不是想说任何经济理论都要运用复杂的数学，说实在的，我不赞成这种倾向。我想说的是什么？对一种可以称之为“理论”的理论来说，在给定概念和基本假设体系之后，学者应该能够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推导出在概念和基本假设中已经蕴含，但又无法直接观测或难以直接观测到的结论。

这些结论不是通过归纳法得出的，而是在已有的概念和通过归纳法得出的基本命题体系中，通过演绎的方法阐述出来的。例如，马克思从再生产理论中的概念、假设和原始命题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得出了社会总产品增长的动态路径和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条件。

列宁在23岁时写的一篇文章，收录于《列宁全集》第一卷。我发现中国学界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很少，但我建议你们读一读，很有意思。列宁修改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两大部类有机构成不变”的假设。马克思当然知道有机构成是变的，但是他当时想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下，两大部类难以协调发展，为简化分析，做了“不变”的假定。列宁修改了这一点，强调第一部类可以独立发展，然后通过演绎推理得出了俄罗斯虽然贫困，但贫困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发展的结论。民粹派认为因为贫困，资本主义在俄罗斯是没法发展的。列宁就是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出发，反驳了民粹派。

苏联时期的领导者则从列宁的模型中演绎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苏联时期的经济学家费尔德曼用清楚的数学语言描述了对“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的选择，到底现在就应该满足我们当下的消费需求，还是为了满足未来的消费需求而现在选择少消费、多投资？费尔德曼把它理论化，得出了消费增长的动态路径。

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成功的理论不能仅仅是对某些经验的归纳，尽管正确的归纳十分重要。我认为，具有很强的可演绎性是经济学或者任何一种理论最能吸引人的地方。

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的可演绎性上再下些功夫，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相信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弟子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必将能使新结构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完善，可以为政府提供更为确定、具体的经邦济世之策的学问。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本文根据作者于1月19日在“北大国发院承泽课堂暨中信读书会”上的主题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