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3700米的甘孜塔公草原，僧人久美和友人耗费19个月，在2018年建起了一座可以看见雪山的图书馆。图书馆被命名为纳朗玛，在藏语中意为“森林里”。

孩子们放假的时候，这座图书馆会格外热闹。19岁的女孩拉姆是这里的常客。她最爱的书是《巴黎圣母院》，最喜欢的主人公是卡西莫多。“他是亲人和社会遗弃的人，但内心很纯洁。我觉得内心美才是真的美。这让我对自己也有了一些信心。”拉姆也爱写作，写关于亲人和家庭的小说，但她有时也会感到迷茫，不知道写作能不能真正帮到日夜劳作的母亲。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摄制组在2020年的夏天来到纳朗玛图书馆，记录下了久美和拉姆的故事。不久后，拉姆如愿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导演组都感到特别开心。摄制团队在第二年专程去了拉姆的学校，她变得更开朗也更自信，希望以后找一个离母亲近一点的学校当老师，业余做一些藏语文学翻译的工作。

在拉姆身上，罗颖鸾看到“阅读的意义”脱离了抽象概念、落入泥土长出具体的果实，一个迷茫的女孩在书籍铺成的道路上蹒跚前行，并借此瞻望到一点点亮光。“她对《巴黎圣母院》的喜爱，让我想到最初对书的兴趣。我们总是从概念出发，谈论阅读的意义。在拉姆这里，你会感觉到书籍对人在精神和心灵上的指引，看到阅读落到实处对人的疗愈和鼓舞。”

日前，《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上线B站，延续第一季的风格，将目光继续投向与书籍有关的人和事。这一系列第一季和第二季均获得了豆瓣9分以上的评价。一些较为冷僻的书籍，诸如《寂寞的游戏》《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秋园》，都在纪录片播出之后销量上扬。

一部纪录片并不承载改变或者启迪的使命，但记录这些仍在坚守着的人与事，能够给今天的观众带来些微的情感触动。

在讲述译者的《词语摆渡人》一集中，译者包慧怡引用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的“忘我而无用的专注”形容“专注”这件事给她带来的无可剥夺的幸福感。在罗颖鸾看来，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纪录片中的许多人：“他们站在这个时代所追求的流量和KPI的反面，在很缓慢地做一件事，而且做的都是一些非功利的事情。他们身上有许多现代人所缺失的东西。”她希望观众在看完纪录片之后，可以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将那些丢失的东西找回来。

“希望他们多卖掉几本书”

《但是还有书籍》的片名灵感来自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一首同名短诗：“尽管地平线上有大火，城堡在空中爆破，部落在远征途中，行星在运行，‘我们永存’。”第一季于2019年年末上线。

罗颖鸾告诉第一财经，疫情对拍摄工作造成了较大影响，原本希望拍摄翻译中文著作的国外译者，比如《三体》译者刘宇昆、莫言作品译者陈安娜都未能成行。去年，罗颖鸾喜欢的诗人胡续冬去世，也让她觉得特别遗憾。

在导演手记中，罗颖鸾写道：突如其来的疫情，喜欢的诗人去世，太多的哀痛和惶惑。但也因此更清楚了为什么要做这个纪录片。“想记录和留存下我们钟爱的那些编辑、译者、创作者的故事，并且希望他们能因此多卖掉几本书；另一方面，在走马灯一样变幻的现实世界里，他们沉静专注的身影，以及他们的书和作品，都曾给予过我莫大的力量，而我希望你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安慰和力量。”

半年筹备工作之后，2020年6月，以出版人张立宪将《读库》库房搬迁至南通的事件为起点，第二季的拍摄工作陆续进行。这一季中，除了延续第一季的编辑、译者的故事之外，也增添了不少新的角色，比如出版人、漫画家、图书馆人等。

第一集《我们的图书馆》上线后，很多观众留言说，这就是他们的理想职业。98岁的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国家图书馆管理员顾晓军、纳朗玛图书馆创始人久美的故事，串联起图书馆前世今生的功能与价值。一生钻研一门学问，到老还在不断学习的沈燮元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老是玩嘛。”顾晓军捧读《最后一课》的选段，难掩情绪潸然泪下，他如此形容图书馆：“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地位，进入到这里，就是平等的。通过阅读，找到心灵的安慰，这不就是诗和远方最终的归宿嘛。”

人们给予译者以“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的褒扬。在郑苏杭看来，译者的确是最不需要做翻译工作的一群人：“他们能够轻松看懂原著，但还是专门投入时间和精力，一字一句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让读者更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通常稿费也不多。如果不是热爱这些作品，他们不会去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观众被纪录片中人物精神世界的富足与纯净所打动。但精神世界的丰饶并不许诺优渥的物质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过着相对清简的生活。罗颖鸾觉得，这些人身上的确存在某种共性：“精神和知识的满足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快乐。他们的确对世俗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普遍物质需求比较低，选择了我们所界定的成功之外的另一种路径。”

苦乐参半的书业

书籍并不是空气和水那样必须摄入的养分。短视频、社交软件、影视剧、游戏，供给人们精神娱乐的方式日新月异，阅读成为次要的选择，书籍成了“濒危物种”。这样的情况在今天有了微小的改观。去年读书日，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29本，纸质图书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接触率均高于2019年，呈上升趋势。

从《书迷》到《但是还有书籍》，自2018年开始，罗颖鸾将较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与书有关的拍摄当中。这些年，她见证着这个行业的沉浮。纪录片播出之后，观众的喜爱也让罗颖鸾产生担忧，会否诱惑年轻人进入出版行业，却发现现实和理想有出入。不过，她也向第一财经提到，书业并不像一些人所哀叹的那样只有凄苦，一些正向的、积极的事件也在发生。

在《出版人的日与夜》中，出版人的经历折射着行业的多个面向。罗颖鸾告诉第一财经，乐府文化创始人涂涂就对出版业抱有乐观态度，“他觉得阅读的状况是越来越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本书可以卖到百万销量，是因为那个时候书的种类很少。今天有越来越多出版社，越来越多的图书品种，尽管均摊到每一本书的销量不是特别多，但总体阅读数量是在增加的。”

而从资深出版人杨全强的经历来看，出版业仍然是一个比较惨淡的行业。杨全强一直觉得，出版业就是要勇敢，不怕赔钱，但经营公司考虑更多的是投入产出回报比，由于理念冲突，他离开了一手打造的“上河卓远”，创立了行思文化。出版人也在通过自己的智慧，打破中间商渠道商层层盘剥的困境，张立宪创立了自营自销的出版业模式，克服了诸多困难，《读库》迄今已持续出版16年。今天他很少谈理想和情怀，“我就是个商人”。这些出版人身上共同的特质，是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眼量，传播他们认为足够好的东西，找到这个时代真正的作品，抵抗文学和语言的劣化。

郑苏杭告诉第一财经，她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译者生存现状的关注，对付出与回报不平等的质疑，这也是她希望能够在未来去讨论的。不过，她也觉得，有时候关注的目光从译作本身转移到了个人生活经历上：“实在有太多我们看不见的译者，希望大家可以更关注他们的译作本身。”包慧怡也提到：“身边还有许多边热爱边挣扎于日常的可爱译者，希望更多宽容和实际支持能给到这些活生生的‘词语摆渡人’，而不是仅仅当译者成为新闻关键词或陷入悲剧时。”

罗颖鸾希望，在这个碎片化的快节奏的时代，《但是还有书籍》能够让曾经的爱书之人，重新回想起读书时的愉悦感受，以此为契机，重拾阅读的兴趣。郑苏杭觉得，改变是一件需要长时间去做的事：“希望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推动着文化向前发展；或者以后读外国文学的时候，稍微留心一下是谁翻译了这部作品，就让人觉得很欣慰了。”